1959年7月，江西庐山，朱旦华正伏在桌前整理妇女工作材料。窗外山风阵阵，会议期间安排的电影和聚会，她一次也没参加。此时她并不知道，自己的名字已经被毛泽东和几位老同志提起，一件需要严格保密的事情，正悄悄等待她去办理。 朱旦华当时并不是中央委员，之所以能够上庐山，是因为邓颖超的邀请。此前，全国妇联干部到江西了解工作，发现一些地方存在重形式、轻实际的问题。朱旦华随即召集下乡干部核实情况，把基层反映整理成材料，准备交给邓颖超参考。 邓颖超上庐山参加会议时，特意对朱旦华说：“旦华，你把这些情况整理一下，带上山来，好吗？”朱旦华答应下来。材料的分量不轻，既有妇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，也涉及基层干部作风和调查研究是否扎实。 抵达庐山后，她住在方志纯处埋头写材料。江西方面曾多次请她抽空陪陪来山上的女同志，朱旦华却总说手头事情还没做完。大约一周后，材料整理完成，她刚准备出去吃饭，方志纯便来通知：“毛主席请你吃饭。” 这顿饭并非临时起意。曾志从南昌探望贺子珍回来后，把见面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。曾志与贺子珍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是亲密战友，毛泽东也熟悉这段关系。1929年，贺子珍怀孕，毛泽东离开闽西苏区前，还曾托曾志多关照她。 那次托付曾引起过误会。曾志以为自己要放下工作，专门照料贺子珍，便直截了当地表示：“我还有工作，哪能整天陪着她？”毛泽东解释说，所谓照顾，并不是寸步不离，而是多关心、多留意。误会解开后，曾志仍尽力照看这位战友。 多年过去，曾志与贺子珍在1959年再次相见。贺子珍长期身体欠佳，性格也比过去更加沉静。曾志回到庐山后，毛泽东听完情况，沉默片刻，说道：“我想见见她，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。” 这件事不能公开张扬。汪东兴随后与方志纯商量，决定知情者越少越好。曾志本来适合出面，但因临时情况未能下山，于是任务落到朱旦华和水静身上。朱旦华与贺子珍年龄相近，又在江西工作，彼此并非完全陌生。 毛泽东请朱旦华和曾志吃了一顿便饭，桌上只有四个菜。谈到如何安排见面时，他问朱旦华：“很想和子珍见一面，怎么搞好？”朱旦华回答：“我听主席的。”话不多，却表明她明白这项任务的分寸。 朱旦华早在1949年便见过贺子珍。那年6月，她与方志纯一同南下，途中才知道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，是陪贺子珍前往上海，再根据她本人的意愿决定去留。方志纯特意提醒她，贺子珍身体不好，不要随便询问过往事情。 列车上，朱旦华第一次见到贺子珍。她后来回忆，贺子珍个子偏高，身形清瘦，言谈拘谨。抵达上海后，陈毅和张茜设宴接待几位老战友。贺子珍起初留在上海，后来因思念故乡，申请到江西休养，住处离朱旦华家并不远。 两人偶尔见面，却很少谈及旧事。贺子珍有时到朱旦华家坐一会儿，茶水也不喝，遇到饭点便说自己已经吃过。一次江西举办工业展览，朱旦华陪她出门，展览入口处的毛泽东塑像让贺子珍突然停住，久久没有移步。 朱旦华劝道：“子珍，我们进去看看展览吧。”贺子珍没有回答，只是望着塑像落泪。那一幕给朱旦华留下很深印象。也正因为知道贺子珍的性情和处境，这次邀请不能用普通工作名义，更不能让她察觉其中另有安排。 朱旦华和水静商量后，以江西省委请老红军上庐山避暑为由登门。水静说明费用和住处都已安排妥当，贺子珍才没有推辞。1959年7月8日下午，汽车来到住处，随后将她接上庐山，安排在二十八号临时招待所。 当晚，朱旦华陪贺子珍住在较偏的房间。山风穿过松林，气氛安静得有些沉重。贺子珍反复说：“我好悔，不听大姐的话。”朱旦华没有追问，只陪在一旁。两人几乎一夜未眠。 第二天，为了避免引起注意，贺子珍由水静陪同，乘杨尚奎的车前往毛泽东住处。那次谈话持续了多久，谈了哪些内容，外界始终没有可靠的完整记录。朱旦华所承担的，是把一位旧日战友送到山上；至于门内那段谈话，留给了当事人自己。 特别